诚信价值观的历史文化渊源

对“诚信”的追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体现新时代人们的价值追求的，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土壤发展起来的，只有牢牢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汲取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诚信”思想精华，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作用。

“任何时代的文化，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抛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诚信在中国“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传统中占有核心地位，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公认的传统美德。

商周时期人们敬畏天地鬼神，“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尚书·太甲下》），言鬼神不系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礼记·曲礼》中记载“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此时“诚信”思想还处于孕育阶段，主要强调祭祀神灵的时候要诚心实意。

春秋战国时期诚信思想逐步成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个人内在修养与外在行为的统一，是立身之本。《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足食”“足兵”和“民信”，孔子认为只有兵和食，而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将无以为继。《荀子·强国》有曰，“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禹汤因恪守诚信，使得天下归心，国富民安，而其后辈子孙只因背信弃义，以致天下大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强国》）“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管子·版法解》）“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此时“诚信”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标准，还与法权相并列成为治国理政的要略，诸子百家各学派从个人立身处世、事业功成、社会交往、政治统治等诸多方面丰富了“诚信”的思想内涵。

汉代则将“诚信”思想当作其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对于“诚信”的论述主张涉及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诸多方面。陆贾《新语》中提出诚信治国和“商贾行信”的理论。同样讨论如何巩固汉王朝统治，贾谊的《新书》也指出周天子名存实亡的主要原因是“不信于诸侯，不诚于赏罚”，君主须做到诚信，国家才会安定。除了治国之道强调“以信为之”，在经济方面贾谊还指出“伪钱无止，钱用不信”，不消灭假币，会造成“民愈相疑”，使得货币失去信用从而导致社会问题。西汉董仲舒“三纲五常”学说更是强化了诚信在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地位，“信”与“仁、义、礼、智”一起列为“五常”，是对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的发展，继而成为了汉代官方推行的基本社会行为规范。

唐代是佛、道、儒三家并行的时代，三家思想进一步融合。诚信思想是历代君王治理国家的核心理念，也是取信于民、巩固统治的工具。唐太宗“以大信行天下”，武则天“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唐代一直是政务诚信的典范。

宋代理学昌盛，借鉴佛、道思想，对诚信进行大量哲学思考，认为诚信可以维护“天理”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使得诚信观哲学化。

明清时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业的发展使得诚信出现了经世致用的特点，后期诚信思想更是成为经商的基本道德。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的基础和根源。

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关键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代的思想产物。诚信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基础地位，是各项价值目标或价值追求的立足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要素之间互相联系的连接点。弘扬诚信价值观则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吸取中华传统美德中的“诚信”思想，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在培育和践行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力量的独特价值观念。

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命力异常强盛，历史上曾长期的繁荣发展，一次次创造历史性奇迹，世界文明史中也占有光辉独特的一页。创新精神、诚信精神、自强不息精神等都是吴文化的思想精髓，苏州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是挖掘研究诚信文化的典型地区，本文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背景，梳理挖掘苏州诚信历史文化故事，通过对历史典故、人物代表、地方诚信文化特色等史料的收集整理，形成完整的苏州诚信文化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