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权”放开关键在信用培育

　　上周四，央行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温州市乐清和瑞安出现在试点名单中。

　　两个办法明确了土地经营承包权和农民住房的财产权利，解决了农民贷款缺少抵押物的难题。这不仅是推进普惠金融的重要举措，也将唤醒农村长期沉睡的土地、住房等资产。

　　在温州这样多山的地区，农业要发展，农民要致富，靠三分地的刨食显然不可能。但要搞大农业，长期以来资金成为最大制约。一般来说，农民贷款最常见的途径就是联保，但额度很有限。通过金融改革出现的农村互助基金会，融资相对便捷，但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如果“两权”放开，比较过去，额度提升，手续也会更加简便。

　　但是，两个办法的试点推行，还有很多问题不是农民自身能够解决的。比如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就明确了“对于征收范围的住房不能抵押”，“除用于抵押的农民住房外，借款人应有其他长期稳定居住场所，并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这些前置条件，显然提升了“两权”抵押的难度。

　　对银行业来说，“两权”潜力巨大，但在初始阶段，却面临很多难以预判的问题，比如，“两权”如何估值?利率如何确定?产生风险后的抵押品如何处置?这些缺乏先期积累而出现的难题，都是银行的顾虑。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加上农民没有相对固定的收入，支持还本付息的现金流并不稳定，即便有“两权”抵押，银行向农民放贷，还是会谨小慎微。

　　上述诸多事实貌似复杂，但真正的成因却也简单，最重要的一点，即农民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培育。农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对于征信重要性的认知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在信用贷款这块，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受制于自身能力，往往能欠则欠，能拖则拖。农民贷款额度不高，但面很广，催款压力让银行不堪重负，不良贷款率也会直线上升。所以，很多银行宁可放弃这个市场，也绝不轻易去“自找麻烦”。如今“两权”抵押，同样会遭遇信用问题。

　　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信用是基础。“两权”放开后，得依靠农民对自身信用的维护。说到底，银行“嫌贫爱富”的根子，出在“穷人无信用”这个老问题上。这个问题如果能破解、消除，“两权”抵押才有望水到渠成。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看来靠农民的自主行为很难实现，政府有必要在试点过程，集合涉农部门、保险公司、担保公司、村集体、合作社等第三方机构发挥好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只有循序渐进让农民学会和银行“打交道”，在增强信用意识以后，以“两权”化解融资难题的初衷才可能实现。